“一用身份证，就会有预警信号，几分钟后就被警察带走搜身、尿检⋯⋯”又一起“被冒名事件”日前引起舆论关注。
据红星新闻报道，2009年云南镇雄县男子王道义的异姓堂兄林贤东因贩毒被抓，但在审讯中，林贤东却自称叫“王道义”，结果案件从侦察到判决全都错误录用了王道义的名字。王道义也因此戴上了“贩毒”的帽子，十几年来，顶着“毒贩”的犯罪记录，王道义生活受到巨大影响，他因此都无法外出打工。
之所以说又一起“被冒名事件”，是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因身份被冒用的案例屡见报端。例如，“被吸毒”、“被贷款”、“被老赖”、“被追逃”⋯⋯无一例外，身份被冒用都给无辜的当事人带去不少麻烦，让人不堪其扰。例如，在此事中，王道义就因为有“犯罪记录”，出门不能坐火车和飞机，只能坐汽车;无法出去打工，一度只能去昆明捡垃圾卖。
如今，林贤东已经出狱，但王道义却“犯罪记录”难销，这其中，当年办案的相关部门也难辞其咎。从常理看，当年林贤东贩毒被抓，在调查、审理、裁决等环节，只要比对一下信息就很容易发现。但镇雄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坦言，“我们当时没有派人去核查身份”。
言下之意，对此相关工作人员承认当年工作存在瑕疵。连罪犯名字都能弄错，这已经不是大意那么简单了。
从纠错层面讲，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失误，显然不能让被冒名者买单。况且，错误录用罪犯姓名已是出错在先，及时纠正避免给无辜的人造成更大的麻烦，本也是当地相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。
事实上，自从2010年，得知自己有犯罪记录后，王道义就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，一直未解决。如此繁缛冗长的纠错过程，当地相关部门可以说是错上加错，而对被冒名者来说，这无疑也是一种“二次伤害”。
而跳出此案来看，“被冒名”事件并不少见，近几年来，被冒名者为自己“正名”难，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维权痛点。而要消除这类“冒名事件”的维权堵点，降低被冒名者的维权成本，首先就需要相关部门能够正视公民权益，畅通纠错程序。
在此之外，也需要各个部门之间增强协同治理能力，避免各个部门之间在纠错程序中“踢皮球”，无端地耗费当事人的精力和时间成本。在现实中，被冒名者维权，也的确多是被程序繁复所累。而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，这本不是难事。
说到底，事后纠错终归是工作失误的“弥补措施”，相形之下，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能够减少类似的“工作失误”，更好地杜绝“冒名事件”的发生。
